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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治国的儒学理念和对草原文化的影响
作者:未知    来源:未知   点击:    发布时间:2012-05-17 17:46:45

内容提要:元世祖忽必烈为代表的新兴蒙古族贵族,以儒学治国,成就了一代伟业。游牧文明特色的草原文化,随着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融入农耕文明的中原文化,在新的环境条件下,有了长足的发展。

关键词:忽必烈 儒学治国 入主中原 草原文化 中华文明

忽必烈是大元帝国时期多有建树的一位中华皇帝。他从草原走来,把草原游牧文化带到了中原。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治和经济实力为纽带,使游牧文明特色的草原文化走进了中原的城镇和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中原的农耕文化,以儒学治国,对游牧文明和草原文化的发展与衍变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忽必烈从草原深处的哈尔和林,到金莲川上的上都和大都,一路走来,带来了游牧文明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中原文化的大交流、大融汇、大发展的局面。元一代杂剧和元曲成就了鼎盛的局面,与唐诗、宋词相媲美。农学、水利、天文都有独到的成就。元代最早推行纸币,商品交换通畅而辽远。这一时代的草原文化,广泛吸纳中原文化和西域文明,走向了新的发展和繁荣!

忽必烈对儒学的接受和治国理念

十三世纪的元王朝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世界文明史和人类发展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元世祖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之孙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薛禅皇帝”。由于他的黄金家族的显赫地位和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在青少年时期忽必烈便广泛受到政治界、文化界、思想界、宗教界各类人士的熏陶和影响。在漠北汗廷皇子的营帐,请去海云、刘秉中、赵壁、姚枢、郝经、许衡等中原与西域的学者、高僧和各类治国治学的名人雅士讲学、授业、解惑、传道。青年倜傥的忽必烈在宫廷成长之际,即被学子推崇为“儒学大宗师”。被授命管理漠南军国庶事之际,恢复被道教占去的儒学的学馆和财产,屡屡为儒学学子做主!作了元王朝的皇帝以后,重用儒臣,文武兼修,成就了元一代别具一格的文治武功!

青年时代的忽必烈,就热心学习汉文化,并开始倾心于儒术,“思大有为于天下。”忽必烈和他同时代的蒙古贵族,最初接触汉文化,了解儒学,主要通过一些汉人或汉化的契丹人僧徒、道人、医生及通译人员的介绍所得来的。蒙古贵族对各种宗教都礼仪有加,让他们为自己敬天祝寿,因此,佛、道中有声望的人物,都受到他们的敬重。医生是治病所必须的,通译在生活中也不可缺少。这些人原多富有传统的儒学修养,且有机会与蒙古贵族的上层保持密切的私人接触,因而较之某些以事功而被蒙古统治者授予官职的人更能影响其个人的信仰与喜好。通过他们,儒学思想开始锲入于一些有作为的能接受新事物的蒙古青年贵族的思想中。1242年,燕京著名的禅学大师海云受忽必烈之召,前往漠北论道。忽必烈向海云求教佛法,海云回答说:“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注1)海云这里所说的其实正是儒道。忽必烈对此大感兴趣。海云南还,留下他带来的刘秉忠,侍从左右讲学论道。又有云中怀仁人赵壁以兼通蒙古文为忽必烈召用,忽必烈呼秀才而不名,宠遇无比。赵壁用蒙古语译《大学衍义》,经常就马背上为忽必烈讲说。忽必烈令蒙古生徒十名,从赵壁受儒书,赵壁“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注2)这个时段大约是忽必烈二十多岁到三十五岁以前。忽必烈当时还没有正式的职位,一是比较休闲有学习的时间,二是说明汗庭有着学习儒学浓厚的氛围。否则,一个休闲的年少王子怎么会千里迢迢地邀请名士讲学并组织学馆呢!

青少年时代的忽必烈已经对儒学广为涉猎,对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有了大量的研究。在开府金莲川之时,作为镇守一方的藩王,便积极按照儒学治国理政之道治理漠南诸地。忽必烈常常对金朝皇帝金世宗的业绩有赞赏之意,立志要有象唐太宗一样的作为!金世宗近三十年安邦定国业绩卓著,被称誉为“小尧舜”。但,在忽必烈眼里,他毕竟是个小国之君,不足为效仿。唐太宗泱泱大国的风范和天下臣服的功业,才是忽必烈追求的目标。

有大志,才有大胸怀、大智慧、大格局,才有大谋划、大学问,才需要广揽天下人才作大事业,做超越古人的事业,做超越祖辈、父辈的事业,做前所未有的大事业!忽必烈这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青年王子,三十五岁时成为执掌漠南各地的藩王,统领陕西、河北、山东诸地军国大事。在他周围集聚了为数众多的饱学之士和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金莲川幕府”。他公开宣称为儒学学子作主。两次颁发令旨,昭告臣民,“以后我与你们做主”;“秀才每(们)有的公事言语,你休怕,我根底奏将来者。”(注3)这时的忽必烈,俨然以儒士的保护神出现。他的“爱民之誉,好贤之名”便在汉人儒士中传布开来。儒士们形容是“天下望之,如旱望雨”。于是,他们交相荐引,投附到忽必烈的藩府来。教授经术知名的理学宗师许衡,忽必烈咨以经国安民之道的潞州人郝经,曹州人商挺、交城人张易、真定人李治、董俊、董文柄、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乾州人杨奂等举不胜举。名人学士在动乱的年代纷纷寻求贤明之主,寻求希望所在和才华展示之所!“金莲川幕府的出现,显示了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革新派和汉族阶级儒士间的政治结合已经初步完成。它为下一步元王朝的建成铺筑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准备了必需的干部。”(注4)

当忽必烈成为帝国的皇帝,他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祖述变通”的建政纲领并付诸了实践!“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成一王法。”(注5)忽必烈和他为代表的开明集团选择了以“汉法”治国,建立正统的新王朝,表明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练和发展,一个引弓射猎的草原游牧民族已成长为成熟的能够有效管理全国的民族。当然,实行汉法并不是汉化,蒙古贵族的特权和成吉思汗时期的大扎撒等得到了延续,草原的游牧生存方式得到了保护。元王朝中原、草原两制和附属的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相对独立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经济格局。“祖述”和“变通”有机的结合,保证了从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到忽必烈的延续和转变,赢得了元王朝的百年的发展和繁荣。

这里,有没有另外的状况出现的可能呢?比如,不推崇儒学,不实行汉法;比如,阿里不哥和他为代表的守旧势力上台,把中原变成草原,那又会是什么样呢?历史没有如果,历史的选择在偶然中有着它的必然性!蒙古部落曾经作为金王朝的附属,对金王朝的强大和富裕早有观察、研究和认知,相互的影响和潜移默化早已由来已久!对宋王朝几十年的往来,有对抗也有友谊。正应了一句俗语,不打不相识,中原和草原早已有了深层次的交流和融会。历史如果重演,相信一定还会重复原来的选择!忽必烈代表了智慧的开明的阶层,有着发展的眼光和创造未来的胸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为中华一统的繁荣强大,创造了历史性的业绩!

善于学习,从来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开放、发展和繁荣的象征。忽必烈和以他为代表的开放改革派实行“祖述变通”的路线,适应了征西夏、灭金、占有中原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形势变化了,再不是单纯的畜牧业游牧的王国,守旧不变只能是倒退和失败!吉克、威泽弗德(美)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中写到:十三世纪,“女真王国有大约五千万人口,以占领的领土而论,正是现代中国之内的为数众多的王国中,女真王国仅居第二位。最大和最重要的领土处于南宋政府的控制之下,南宋立都于杭州,统治了南部中国大约六千万人口,是数世纪中国文明的继承者。一连串的游牧缓冲国家将蒙古高原与南宋隔开,每个缓冲国都包含有农业和畜牧业混合地区,这些地区被以前的游牧部落所统治,而这些部落为了更加有效地剥削该地区的人们,曾经一度征服该地,并且定居于此。从草原上产生的新部落常常取代旧部落,因为旧部落已经逐渐衰弱,而且他们几代人都耽乐沉溺于舒适的城市生活之中。在长期形成的周期循环中,一支来自草原的游牧军队,突袭并且征服南部的农民和城镇,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然而几年以后,又被另外一个劫掠的部落所征服。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统治部落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规律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了。”而这一次不同了,蒙古贵族不仅征服了北部中国的金朝,而且征服了南部中国的南宋,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完成中华一统的游牧民族!这个多民族的中华大家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有过长期的发展历史与悠久的文明,各民族相互学习和融合,对于每个民族,特别是原先落后的民族和作为统治者民族尤为重要。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在多民族、多地域、多成分的文化融汇与发展中前进,形成多元共荣的中华文明,使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兼收并储、和而不同 草原文化融入多元的中华文明

游牧文化相对于农耕文化和工业文化保持了更多的初始性和顺应自然的理念,所以对其它文化有着更多的适应性和接受的意愿。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但对中原的佛教、道教和西藏地区的喇嘛教都能容易接受并尊奉。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孙三代,都拥有超强的实力;对于列强,差不多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们本来有机会、有实力藐视其它地域和民族的文化与理念,他们却选择了接纳。在蒙古铁骑灭西夏,征金朝,宋朝廷腐败无能之际;草原深处的蒙古皇族大帐里,仍然延请中原的儒学之士讲学论道,蒙古青年才俊在用心学习中原文化。忽必烈在漠北草原的哈喇和林罕廷作休闲王子时就招募儒学名家治学。“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注6)忽必烈一统华夏以后,延请西藏的八思巴,拜为帝师。授权八思巴创制能拼写多种文字的元廷新字。上都作为元代的都城,佛寺、道观昌盛,伊斯兰、基督盛行,孔庙、帝师寺地位尊崇,儒学、蒙古学共享繁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在大元帝国多元共和的大格局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和而不同,形成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元王朝作为第一个游牧民族主政中华的全国政权,元代文化在中华文明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无比广阔的层面和异常丰厚的深度,进行了史无前例地融汇和交流。史称蒙元文化和上都文化,多元共荣,百家荟萃,游牧文化在融汇中有了长足的发展。多都巡幸、游皇城、游猎、扎马宴、咏颂“大扎撒”、“白翎雀歌”、十六天魔舞、角抵都凸显了游牧文化的色彩并在新的环境条件下从内容到意义上都有了较大的衍变和发展!

游牧文明为特色的草原文化,在农耕文明和中原发达的城镇经济强大影响下,适应变化,兼收并储, 和而不同,有了长足的发展!对汗权的威严和对黄金家族的尊崇,发展为特定的严格的不得动摇的表达程序。各种文化都借鉴和融入了其他文化的一些成分。

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多实行多都制,如辽代、金代,都有三四个首都。元代长期实行两都制,上都、大都,每年两都巡幸。中间海山当政时还建立了中都。叶子奇记载:“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自后宫里岁以为常。”(注7)多都制便于在城市和中原居住的游牧民族的当政者对游牧地区的联络和控制,也有利于保留游牧民族传统的习俗和文化。每年的巡幸,形成事实上游动的朝廷。多处的行宫和众多的扈从官员与文人学士,把驿路造就成了文化和历史之路。多都巡幸把中原文明的都市和城镇的经营与草原游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既体现了草原文明的城市化,也延续了游牧流动的特点。

游皇城是元代宫廷祭祀习俗,其中“陈百戏”是最为壮观的场面。“各仪仗队、佛坛、乐队、戏队相随,首尾排列达30余里,鼓乐齐鸣,边走边演出各种歌舞、戏曲、杂耍节目,百戏纷呈。”(注8)元代黄金家族和贵族集团久居京城,远离祖居之地,对祭祀作了重大改变。每年在上都北郊,遥望起辇谷祭拜。“陈百戏”也加入了多种乐器和乐曲。

每年朝会,都要招抚和奖励宗室皇亲与群臣。“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注9) “国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谓之只孙。”只孙宴又名扎马宴,据《元史·與服志》记载,皇帝的只孙服,冬季穿的有十一等,夏季穿的有十五等。只孙服用料为绣金锦缎,常常用珠翠宝石装饰。马克·波罗说,“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珠宝石甚多。”(注10)这种赏赐性质的延庆,表达了聚会的欢乐,也宣示了朝廷的威仪。服饰的刻意讲究,体现了皇恩浩荡与威仪,也展现了中原文明福丽高雅。游牧民族分多聚少,疆土宽广,各守一方,豪华的巡幸与赏赐分封意义不同寻常。

《大札撒》,作为律令为后世遵循。这是对草原文化精髓部分的坚守!几十年以后,蒙元各个时期一直延续,皇族和朝廷集会,都要首先咏颂《大札撒》。“凡遇新汗即位,调动大军,集议大事,他们都拿出《大札撒》,仿照《大札撒》上的话行事。”(注11) 印度学者曼苏尔。海德尔指出:“札撒主要是处理军事纪律、宫廷礼仪,社会行为和宗教政策。札撒条目中关于行政管理、汗位继承、官僚政治、军事组织、宗教宽容等方面的规定,都是合理的。”(注12) 成吉思汗《大札撒》已经失传,但在中外史籍中仍然保留了不少大札撒的条款。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和黄金家族一直把《大札撒》作为永远遵循的行为准则。遵循《大扎撒》是对草原文化和精神的厮守,也是把草原文化和精神推行致中原与更广大的地域。

角抵和贵由赤。角抵是蒙古族的传统项目并成为今天颇具特色的蒙古式摔跤,其来源于狩猎和战斗中的搏斗。元代延祐六年朝廷专门成立了管理摔跤的机构,“置勇校署,以角抵者隶之。”(注13)贵由赤竞走,由朝廷委派“监临官”,有的优胜者被选人特技亲军,个别的还得到官职。《白翎雀歌》和《十六天魔舞》都是元代长久使用的宫廷歌舞。元诗记载说,“绣帘齐卷熏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萨天锡诗集》前集《上京即事》)“舞心排转急,一一欲空飞。”(注14)这些方面,都体现了把草原文化的娱乐和竞赛活动,以国家机制的形式确定和推广下来。叶新民研究说,“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蒙古族贵族就注意吸收西夏的音乐。元太宗窝阔台和元宪宗蒙哥都派人征集过金朝的乐章。元朝建立后,除了吸收西夏、女真、回回、汉族的礼乐外,还结合蒙古族本身的特点,逐步制定了宫廷礼乐。”(注15)

以上的叙述也许只是挂一漏万。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元代草原文化的延续、衍变与发展。这篇短文只是以斑窥豹,略述一二;盼望能见抛砖引玉之效!草原文化的研究,近年来作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把它放到元代文化大环境研究还不多见。元上都历史文化研究会是专门研究蒙元文化和上都文化的学术团体,我们希望能够多见一些草原文化在元代的专论。

 

注释:(1)见周良宵著《忽必烈》28页

(2)见《元史》卷159《赵壁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2

(3)见《析律志辑佚》119页

(4)见周良宵《忽必烈》35页

(5)见郝经《临川文集》卷32

(6)《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7)《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4页

(8)叶新民、其木德道尔吉《元上都研究文集》345页《元上都的体育和娱乐活动》

(9)《经世大典·礼典总序·燕飨》,《元文类》卷41

(10)《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本),第二卷353页

(11)见费志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28页

(12)见《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5第3、4期

(13)《元史》卷26《武宗纪》

(14)《张蜕庵诗集》卷二《宫中舞队歌词》

(15)叶新民《元上都研究》51页

 

参阅书目:周良宵《忽必烈》、《元史》、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叶新民、其木德道尔吉《元上都研究文集》徐进昌《忽必烈的儒学思想与元代的文化流派》与《游牧文化在元代达到了高度发展的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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