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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古代学术的海洋
作者:未知    来源:未知   点击:    发布时间:2010-11-18 15:50:49

 

敦煌藏经洞:古代学术的海洋

  李正宇

  今年6月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意义在于:打开了丰富多采的敦煌文化的视窗、促进了敦煌学的诞生、为中华古代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中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学术研究的新通道。
  
  旷世宝藏无与伦比

  河西走廊西端,甘肃省敦煌县(今为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第16号窟北壁后面,隐藏着一座封闭千年的暗窟。1900年6月21日(农历5月25日),由于偶然的契机,被住持道士王圆禄破壁打开。内藏古代公私文书约5万卷,幡绢绘画数百件,兼有少量法器杂物。这些藏品的制作年代,上起东晋初,下至北宋中期,连绵700多年。这便是后来蜚声世界的敦煌藏经洞文物。其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古代经籍文书,学术界称之为“敦煌文献”。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到天文、历法、医药(医经、医论、脉学、诊断、药学、针灸、方剂、民间验方、妇科、儿科、伤科、方剂、养生以及祝由医方等)、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苯教等)、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诸子、文学、曲艺、戏剧、音韵、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毛笔书法、硬笔书法兼而有之)、翻译、王朝律令、地方法规、均田文书、争讼、婚姻、结契、农业、水利、畜牧、兽医、印刷、装帧、商业、货币、会计、旅游、纺织、冶铸、建筑、石油、档案、交通、通讯、占卜、相术、榜示、转帖、印章、模拓、拓印、花押等等,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的古佚文书,大大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其书写文字,除汉文之外,又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龟兹—焉耆文、波罗谜文、吐蕃文、回鹘文、希伯来文(其它洞窟中还出土有西夏文、蒙古文)等,多是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此外,还发现了晚唐、五代及北宋刻本印刷书籍、绘品。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学术界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因而,与商周甲骨文,战国、秦、汉、魏、晋简牍及明清满文旧档,并列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这座出土了大批古代文物的暗窟,由于保存了大批古代文献而获得“藏经洞”之名。如今,这座洞窟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窟,常年向游人开放,供国内外游览者参观考察。
  
  意义巨大非同一般

  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巨大意义非同—般,主要有以下几点:1.打开了丰富多采的敦煌文化的视窗。由于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出土,人们才知道在远离中原的西部一角,在“四面六蕃围”的环境中还有一块汉文化延绵发达的沃土。在这片沃土上,人们创造了丰富多采、博大精深的地方文化,学术界称之为“敦煌文化”。敦煌文化为我国古代文化展现并保存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地区文化的生动典型,让人大开眼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莫高窟藏经洞的打开,不啻为我们打开了敦煌文化的视窗。

  2.促进了敦煌学的诞生。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出土,引发了中外学者极大的研究热情,很快形成一门新兴的学问,人们称之为“敦煌学”。敦煌学从无到有不过百年,如今已发展成为包括敦煌史地、敦煌考古、敦煌宗教、敦煌文学、敦煌艺术、敦煌文化、敦煌民俗、敦煌语言文字、敦煌文献、敦煌古代科技、敦煌文物科学保护、敦煌学理论等12个分支学科在内的、庞大的国际显学。敦煌学的材料和它的研究对象,虽然不仅仅是藏经洞所出藏品,但藏经洞藏品的大量出世,无疑促进了敦煌学的诞生。

  3.为中华古代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莫高窟藏经洞古代文献的发现,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新鲜资料,从而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化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仅以中国文学为例,藏经洞出土有久已失传的变文、词话、故事赋、讲经文、唐代白话诗、原始诸宫调、原始歌舞剧本、曲子词、驱傩新歌《儿郎伟》、店铺招徕叫卖口号、历代诗式、诗话从不见载的特异型诗体,还有一大批唐五代敦煌当地作者创作的诗、词、曲、文以及古代少数民族的诗歌、散文、旅行记、表章之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有不少是绝无仅有的稀世遗珍,填补中国古代文学的空白,令文学史家为之瞠目结舌。藏经洞出土文献,在诸多领域的研究,如宗教、社会、民俗、历史、地理、艺术、法制、医学及科技史研究方面,都有着与中国文学领域的价值相埒的意义。它的文化含蕴,还在不断地被人们发现、认识,前景不可限量。

  4.在中西方之间架起了—座学术研究方面沟通互补的新通道。敦煌学的材料不仅限于中国和汉民族,还涉及到我国境内不少古代民族,如匈奴、乌孙、羌族、楼兰、龟兹、于阗、粟特、突厥、吐蕃、回鹘、龙家、?末、沙陀、黠戛斯、黑车子、哈拉汗、西夏、蒙古以及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波斯、朝鲜、日本等国,具有极大的国际意义。再加上敦煌学涵盖兼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博大精深,取之不尽,所以它必然成为东西方学术界共同注目的学问。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不仅有中国人,还有英、美、法、俄、德、匈亚利、芬兰、日本、印度、韩国等许多国家的学者,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可以说是一支国际联军。各国敦煌学者,尽管肤色不同,语言有别,甚至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各有不同,但在敦煌学研究上却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语言。早在东西方观念对立、政治敌对时期,各国敦煌学者已经结成了良师益友,成为东西方和解的先行者。近年来,国际敦煌学界更为频繁的往来交流,进一步加强了敦煌学的国际合作,通过合作交流,优势互补,敦煌学研究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局面,成果累出,日新月异,大有目不暇接之势。敦煌学成为国际文化交流新的桥梁,打破了政治上的隔阂,如今更成为东西方合作的一支方面军,发挥着民间交往的巨大作用。
  
  敦煌研究成果累累

    1.莫高窟藏经洞文献量大而庞杂,加上出土后又流散于二十多个国家的公私收藏者手中,谁也无法全部通读,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为了弥补这—缺憾,学者们首先抓住敦煌文献目录的编制及原卷的照相刊布。目前,最重要的几家敦煌文献收藏者北京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及巴黎国民图书馆藏卷目录大多数已经公布,俄罗斯藏卷近2万卷,由于人员不足,目录编制工作进展较慢,还只公布了2954个卷号;我国及其他国家另一些公私收藏者的藏品目录也在陆续刊布。业经刊布的目录,总数已达3万卷左右;原卷照片的刊布,也大体在3万卷左右。原卷的刊布,最重要的有4起:(1)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黄永武先生编的《敦煌宝藏》140册,囊括了北京、伦敦及巴黎藏卷的绝大部分,及散藏品158号,俄罗斯藏卷24号37种;(2)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藏敦煌非佛教文献》12册;(3)上海古籍出版社近年出版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全部藏卷,还正在对法国及俄罗斯藏卷进行影印刊布,估计三五年内将刊布完毕;(4)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甘藏敦煌文献》,囊括了甘肃省内各博物馆、图书馆及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此外,英、法所藏敦煌吐蕃文、于阗文、粟特文、卢文、回鹘文及西夏文文献,也作过不同程度的刊布。这些都对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2.在上述目录工作及原件刊布工作(还有中、英、法藏品缩微胶卷的摄制及交流)的基础上,目前对敦煌文献的类涵及基本内容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笔者在本文开头所说敦煌文献的方方面面,就是对敦煌文献类涵及主要内容的基本概括。

  3.对部分敦煌文献进行了分类辑录、整理。例如敦煌变文、敦煌韵文、敦煌曲子词、王梵志诗、敦煌赋、敦煌曲谱、敦煌舞谱、敦煌类书、敦煌变文俗语词、敦煌写本题识、敦煌俗字、敦煌地理文献,都已结集出版。1986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五大册,影印原卷并录文1391件,分作34类,极大方便了敦煌学的教学和研究使用;1997—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共10种12册,是一次规模较大、水平很高的敦煌文献整理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同全部分类辑录工作相较,已经作的工作恐怕不到百分之一,更加艰巨的工作还有待于来者。

  4.研究工作已有长足的进展。敦煌学最早开始于清朝末年。当时,只是对零星见到的数十件敦煌写卷加以收集、刊布及校释,在敦煌文献研究方面也仅仅是刚刚起步。经过不到100年的时间,目前已发展为由12个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对敦煌建置史、兴衰史、政权更迭史、美术史、文学史、佛教史以及敦煌历史地理、敦煌民族、敦煌社会、敦煌民俗、敦煌教育、敦煌历法、敦煌医药、敦煌民间借贷租佃等方面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上述诸项目除其本身的学术意义外,集合起来基本上展现出一个可以感觉、触摸的古代敦煌地区的立体存在。为我国古代某一局部地区的历史、社会状况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典型,在我国古代史研究中,这种局部地区典型,论其延续年代之长,视角范围之广,细节了解之多,还没有能超过敦煌地区的。通过对敦煌地区多层面的窥探,可以增长很多历史见闻,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近年台湾林聪明先生发起并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及《敦煌丛刊二集》共40多种,是对近年国人敦煌学研究成果的集结和检阅,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5.敦煌文献对补史证史具有重要价值。如:新旧《唐书》关于吐蕃占领敦煌六十年间的史事,基本失去记载。敦煌文献中则发现蕃占时期的不少文献,对吐蕃统治下的敦煌有很具体生动的反映,可以补新旧《唐书》之所缺。又如新旧《五代史》均载“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承〕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记述过简,仅二十字,详情莫知。敦煌文献中保存有数十件敦煌金山国文献,对张承奉始建金山国、继改敦煌国,及其设官施治、与周边民族的战和关系等有不少透露,经过敦煌学者的研究,金山国佚史渐被揭露,杨秀清先生撰成《敦煌西汉金山国史》的专著,对新旧《五代史》作了很大的苴补。类似上述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若非敦煌文献,史书之谬,史事之佚,恐怕很难理清。

  (作者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文汇报》 2000年07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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